一些西方政客说，要等到疫情过了以后，好好跟中国清算。

这意味着在未来一段时间，极度宽松的流动性状况、甚至很高的杠杆率很可能成为新常态或新新常态。管涛博士的报告中提到，做极度量化宽松的央行都是储备货币国家，对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是有溢出效应的。

我的基本结论是两点，一是没有免费的午餐，事情总会带来后果，但具有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就是因为美元脱离了黄金，货币供应量增长缺乏了有效的约束，从而推动了通胀。在二十一世纪，冠状病毒的全球流行已经发生了好几次。这种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暂停，这时候最能发挥作用的就是财政。第一，如果未来市场出现大的波动，中国该怎么办。

我认为这是我们今天讨论货币超发或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最近这一轮疫情冲击期间，几个全球主要央行都延续了全球危机期间的做法，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把它称为不惜一切代价政策。仅以房地产成交均价这个指标来考虑房地产业投资机会，意义不大，但尽管如此，我们判断房地产市场景气也仍然需要这个指标。

从2020年经济开局以来的态势看，已可以作一个确定性的判断：此次疫情发展会使宏观经济增长态势经历一个前低后高 的反转过程。这是正税中降税降负的重头戏。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复杂性和挑战性表现为：有效市场加上有为、有限政府的合理结合，一定是要以守正出奇地提供有效供给的机制创新，来解决超常规发展而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追赶—赶超问题。借助于疫情带来的前低后高式经济增速变化，配合各政府辖区的具体改善措施，房地产市场对于整个经济全局的支柱产业功能和意义，还会有进一步表现。

为了确保这两个目标的完成，我们在疫情未爆发之前，就提出了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适当加大有效投融资力度的政策建议，主张在更好把握优化结构和机制创新要领的同时，增加一些经济的扩张力度。目前，看不出人民币汇率下调的行政力量之所在，这也是美国近日已认同中国不是汇率操纵国的原因。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明显对我国经济整体产生阶段性的冲击和影响，年内将表现为前低后高的反转态势。减税降负在2018年有1万亿元以上，2019年则实现2万亿元以上。当然，这种刺激和扩张，绝不是粗放式地追求总量，而是在坚持优化结构的前提下，提高增长质量，以改革来发挥经济增长的潜力。在今年中国经济前低后高的这个阶段变化中，后高的特征就是经济景气往上走，繁荣程度有一定支撑力，那么在后高过程中，总体而言中国的国际贸易会渐趋活跃，中国以更活跃的市场力量来更多地支持汇率形成机制，贬值压力可能化解，若处理得当，相对稳定的汇率状态应该是可期待的。

当然，具体实施中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努力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水平。再如对银行业转型的影响。发债所筹资金对应具体的项目，是其主要特点。后高（除了武汉、湖北之外）则很可能出现在第二季度，并应力求延续到后面的第三、第四季度，当然，具体还将取决于疫情的控制情况和过程的时间表现。

两大宏观政策综合在一起，应当进一步体现积极和适度的扩张，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为各政府辖区内各行业、企业的创业创新行为提供政策支持。疫情的不利影响让复工成为许多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也是风险与机遇并存的问题。

政府专项债的投放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和民生公共工程项目的投资，能改善预期，提升市场景气，增强发展后劲，让企业更积极推进升级换代的自主投资，让民众更敢花钱去消费，即有利于民众提升当期收入的消费率。地方层面自主考虑辖区内的有效投融资项目，其资金来源实际上首先是涉及地方专项债。

例如，疫情对大部分服装生产和销售企业带来消极影响，但服装领域的特殊服装（如防护服）生产和销售企业就可能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好的财务结果。银行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应该多样化，这才是形成有效供给的正确导向。地方政府在基于具体项目可行方案研究的基础上配置资金，有利于减少失误率，提升实际效果。有一定的资本充足率，银行商业性信贷就会更积极地为这些项目做融资配套，从而会体现出财政政策的放大效应。减税降负应继续强调和实施，适当提升年度赤字率，以及采取配套改革措施降低企业税外负担。这类机制创新应当放在结构性改革这个视野之下，在前低后高的经济增速过程中，更好地激发和调动我们的潜力。

物价水平的另一个指标PPI也值得关注。从房地产业界大的态势来看，2016年930新政之后，一线城市和几十个二线城市的房价，是政府调控中以行政手段硬性打压下来的，三四线城市的成交均价却一直是温和上扬态势，目前如果笼统地从面上来讲，国内房地产价格涨幅波动周期基本上已经在底部，行政性调控手段的空间也已很有限。

现在看来，前低对全国的影响主要是在第一季度，特别是2月以后的这段时间。因此，应不断地密切跟踪疫情控制过程，总结疫情控制的经验教训，争取动态地形成高水平方案与对策来应对疫情。

在当前阶段，总体来看，专项债的落实并不会挤占与民众生活相关的消费或产业升级领域的企业投资空间。可以说，今年第二季度之后的前景，应该是相对乐观的。

这一过程如果一年不能完成，可以按两年、三年分步来推进。这几个月PPI的表现是偏低的，甚至有时走在负值的区间，这更构不成物价上升的压力。换言之，宏观政策与财政政策当然要更加积极，但这个积极是以优化结构、促进改革和解放生产力为大前提来衔接短期与中长期的。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之后，在市场机制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来说是以贬值倾向为主的，但前一段时间总体上已相对稳定。

财政政策的提质增效和结构调整，最终也会落实到企业生产经营的层面。在疫情发生之前，全国范围内已提前布置地方专项债的筹资，这是执行更加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体现。

例如，疫情控制急需的疫苗研制技术，一旦有可靠的技术方案，就应该将其尽快形成产能，而科技研发就是这方面的支撑。）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新冠肺炎 中国经济 财政政策 。

经济增速在一段时间走低之后，一定会迎来反转，即前低之后V型反转为后高。政府投资结构的重点是在整个产业链中基础性支撑层面，能优化结构、培育发展后劲和提升景气，总体来说与调动民间消费潜力的关系是相互呼应、相得益彰的一个匹配。

汇率是市场上的一个敏感因素。在我们必定战胜疫情的前提下，关键在于尽可能减少克服疫情过程中的代价，尽可能使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对顺利地得到恢复和发展。五、疫情对房地产走势的影响 中国房地产业的基本情况，是市场早已分化，大板块上呈现冰火两重天的特点。应积极采用一些好的机制来实现任务目标，如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也就是英文简称为PPP的模式。

这种尖端领域的国际竞争，从历史上来看，举国体制是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的，但现今与过去两弹一星式1.0版的举国体制明显不同，芯片所要求的2.0版的举国体制的支撑力量，是能够形成尖端产品的质量可靠、稳定的批量化可持续供给能力与相关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疫情结束后，积极采取配套改革措施的问题不容回避。

在此方面，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基本面仍然有可观的回旋空间、韧性和成长性，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宏观货币政策的适度扩张对企业来说，直观感受是投融资条件放宽，贷款相对容易获得。

疫情对专项债、房地产走势以及其他具体行业的影响，都需要具体分析认识。上市公司、高科技企业早已减按15%征收，中小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实为12.5%），在税率之外还有不少优惠，实际征收水平并不高。

(责任编辑：宣武区)